從上海浦東“康橋血鉛”事件，到今年5月爆發的浙江“德清血鉛”事件，包括2010年江蘇大豐、四川隆昌、湖南嘉禾、甘肅瓜州、湖北崇陽、安徽懷寧等地的9起“血鉛”事件……用鉛量占八成的鉛酸蓄電池行業，一度站在風口浪尖。今年5月始，一場史無前例的涉鉛企業大整肅，席卷中國。
全國2000余家鉛酸蓄電池企業80%被勒令關停。大力度的整肅，不是短暫的突擊，而是寄托了管理層形成長效機制的期望。而被外界視為“污染妖魔”的鉛酸蓄電池行業，也希望業界為其正名，還其“行業砥柱”的本色。
環保“臺風”
2011年10月31日，“2011國際新能源應用及電池展覽會”在北京拉開序幕。會上，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曹國慶說，頻現的“血鉛”事件，今年終于引來政策與管理層面的重拳出擊。鉛酸蓄電池的鉛污染主要集中于生產和回收環節。金屬鉛熔點低、高溫下易揮發，在鉛熔化制備合金、鑄造工序中極易造成污染。這一行業的環保合格率僅為12.4%。
今年5月啟動的整肅，幾乎將環保不達標的鉛酸蓄電池企業一網打盡，僅有13%的企業可維持正常生產。處于風暴中心的，無疑是動力電池制造大省浙江：328家鉛酸蓄電池生產企業，53家停產，204家直接關閉。浙江蓄電池協會秘書長姚令春稱，該省規模以上的電池制造企業增加值，今年4月份還同比增加45%，5月份下降到9.1%，6月份則是-7.6%。
鉛酸蓄電池，主要應用于內燃機打火和電動自行車動力，市場份額分別為100%和98%；2010年，中國汽車和電動自行車的銷量分別是1800萬和3000萬輛。在大力度的整肅下，鉛酸蓄電池出現嚴重供應不足，今年5~6月缺口達40%，價格上升了20%~30%。一些業界名牌也未能幸免。“中國動力電池第一股”的浙江天能動力其旗下安徽、江蘇和浙江三處工廠被環保部要求停產，占其總產能的54%；但其很快整改達標，后陸續復產。同在香港上市的另一電池巨頭浙江超威動力，因廠房周圍500米內有上百戶居民，也被叫停。
“500米的防護距離要求是個紅線。浙江被關停的鉛酸蓄電池企業，80%都是因未達到500米的防護距離。像超威動力、振龍電源、天能動力這樣的大型企業，無論生產工藝還是污染排放都已達標。” 姚令春說。
蘇州大學化學電源研究所王金良教授介紹，500米防護距離是1989年制定的。制定方法很簡單，“就是相關部門選幾個有代表性的企業，在不同距離測量其污染排放濃度，當達到基本無害程度時，確定此為衛生防護距離，當時這個距離平均大約就是500米”。
據悉，《鉛酸蓄電池行業準入條件》將于年內發布。除了這500米紅線，還規定“低于50萬KVAh的企業將不允許再立項，低于20萬KVAH企業不再允許繼續生產”。如此，國內2000多家鉛酸企業將留下不足300家。而歷史上，想進入鉛酸蓄電池行業，只需產品通過沈陽蓄電池研究所檢測即可，門檻低得驚人。即便后來有了環評要求，一些地方也未嚴格執行。比如浙江臺州的“速起”和德清的“海久”兩家公司，雖然都做過環評并通過了審批，但直至“血鉛”事件爆發后，調查組才發現，兩家企業均存在未按要求設置衛生防護距離問題。
在這兩起“血鉛”事件中，除了企業主全部被刑拘外，有多名地方官員被停職、撤職。《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還了解到，“海久”是德清縣“標兵企業”，當地官員此前正在力推其上市IPO。此前追責已逐步升級。環保部今年5月下發的《關于加強鉛酸蓄電池及再生鉛行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要求，“建立重金屬污染責任終身追究制”。同時，《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成為第一個獲批的“十二五”國家規劃，足見高層對重金屬污染防治的關注。
大浪淘沙
“企業原先規劃和建設時符合500米的防護要求。但后來許多村民紛紛在防護區附近建房子，有的村民干脆把小賣部蓋在了廠區門口。企業除了勸阻，別無他法。結果整頓一來，企業不是搬遷就得轉產。” 超威動力總裁辦主任劉建銘說。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副理事長王敬忠稱，此次政府是真正祭出了鐵腕政策、采用了休克療法，魚目混珠的鉛污染企業受到了懲罰，但一刀切也讓整個行業付出了慘痛代價。
天能動力董事局主席張天任告訴記者，正規大企業并不懼怕整肅。早在“十一五”期間，天能動力就已投入2億多元用于環保設備改造和工藝革新，早將鉛污染的防治重心從生產環節延伸到了再生鉛環節。目前，分三期建設、共投資了18億元的天能動力循環經濟產業園區，每年可回收15萬噸廢舊蓄電池，循環利用10萬噸再生鉛，形成年產600萬KVAh的動力能源及風能、太陽能用儲能電池產業基地。
劉建銘告訴記者，“超威的鉛電極生產、涂布已基本實現無人化；自行車動力電池和汽車啟動電池的電池極化已全部采用內化成技術；鉛電池生產工藝已避免了鉛塵和酸霧的無組織排放；大型生產線上，你再也看不到支口大鍋煉鉛板，一排排工人忙著安裝焊接電池的景象”。
張天任認為，一部分人“談鉛色變”，是不了解鉛酸蓄電池的生產工藝現狀，“從2000~2010年，國內鉛酸蓄電池年產量增長了10倍，產能接近1.5億KVAh。中國鉛酸蓄電池產業10年時間，就走完了歐美將近60年的產業發展歷程，其生產狀態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王金良教授告訴記者，一些不具備清潔生產條件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直接造成了大量鉛污染事件的發生。
“對于大型上市企業而言，早就回頭是岸了。”劉建銘說，“超威的環保固定資產投入已達到年投資額的25%，并且早在外省按照500米的防護距離集中建設了新的生產基地。”
但是，短板決定容水量——正是諸多還處在原始手工作坊狀態的小企業，使這個行業被整體抹黑，盡管業內諸多大型上市企業已能和美國同行比肩。 “二八定律”，同樣適用于中國鉛酸蓄電池行業：20%的大企業，生產了行業80%的產量；而80%的小企業，生產了行業20%的產量。
那種使用簡單熔爐就能從事鉛酸蓄電池生產的作坊，投資最多數十萬，且多處于難以監管的鄉村，根本談不上環保投資和監管。“大量小企業靠省略環境成本、肆意壓價生存，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王敬忠認為，“鉛酸蓄電池生產工藝簡單成熟、進入門檻較低，引得一批沒有實力、資質的小企業紛紛上馬，留給社會一個‘壞孩子’印象。” 而此次將要出臺的新廠不低于50萬KVAh、舊廠改造不低于20萬KVAh的門檻，意味著企業年產值至少超億。有了規模，才可能保證環保有足夠的投入。
巨頭時代
中國鉛酸蓄電池行業，即將進入“巨頭”時代。采訪發現，一些業內人士和準巨頭們，卻對未來的洗牌有些擔憂。“進入10月份，市場供應竟然迅速得到了補充。目前鉛動力電池居然供過于求，價格回落到了原先水平。”姚令春反問，“占全國鉛動力電池產量45%的浙江還沒有恢復生產，為什么市場貨源能夠如此神速地得到補充？”
“作為此次整頓風暴的中心，浙江嚴格實施了關停，而其他省份和一些三無企業仍在拼命生產。”姚令春說。
天能動力張天任亦分析，此次整頓最為嚴厲的是浙江、廣東、江蘇三省，廣東180多家企業幾乎全部關停，江蘇近500家企業停產產能60%，而有一些省份的停產產能約占1/3。
“標準不一的整治，一些三無企業可能繼續逍遙法外，或者轉入地下生產。”張天任說，“市場上還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價格便宜、質量低劣的三無電池。” 中國消費者對電池價格非常敏感，尤其是保有量高達億輛以上的電動自行車主。姚令春說，“如果個別企業試圖把環保、回收、科研成本在價格上有所體現，其市場競爭力將大大削弱”。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爆發的血鉛事件其均屬于人為因素造成，或者企業違法肆意排污，或者少數官員疏于監管甚至為違法者提供保護。
“此次關停，一些小企業有可能在聯合重組旗號下，依然搞以前的分散生產——如果地方政府想保護這些企業，那就變化不大。”一位參加“2011國際新能源應用及電池展覽會”的廠商如是說。
一些業內人士更擔心的是“鉛酸蓄電池已被嚴重妖魔化”。比如說“500米”問題，天能動力張天任對記者表示，“如果企業環保措施達標，100米也沒有問題；如果企業環保工作做得不好，別說500米，1公里也沒用。”2008年相關部門曾試圖修改此規定，但因鉛酸蓄電池行業的衛生防護距離標準只是總標準體系中的一個分標準，對其的修改涉及到整個體系變動，牽扯行業諸多，修改方案不了了之。“此次環保整頓，500米成了硬指標”。
據環保部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該部正著手對鉛酸蓄電池行業衛生防護距離進行修改，但尚無明確時間表。王金良教授稱，從全球范圍看，發明于1859年的鉛酸電池，一直是動力電池和蓄能電池的主流，產量用量十分巨大，近幾十年來一直鮮聞“血鉛”事件和污染情況發生。比如美國，其鉛酸蓄電池的用鉛量要占其整個國家用鉛量的95%以上，但是鉛酸蓄電池制造廠排放的鉛占不到1.5%。
在“十二五”國家新能源戰略規劃中，幾乎所有綠色清潔能源和IT行業背后，都需要鉛酸蓄電池的支撐：每3兆瓦的光伏發電裝機，就需要近3億元的鉛酸蓄電池作儲能配套；每100兆瓦的風力發電裝機，也需要約1億元的鉛酸蓄電池儲能；通訊IT行業終端設備盡管廣泛采用了鋰電池，但其基站、服務器所需備用電源依然是鉛酸…… 有業內人士指出，未來20年里，鉛酸蓄電池都難以被其他電池取代。譬如在汽車發動機打火領域，要求蓄電池能短時間內釋放大電流，適應環境、溫度多變等情形；而鉛酸蓄電池恰恰能滿足這樣的要求，而且安全穩定、性價比高。
王金良教授認為，在未來3~5年內，鋰電池在電動牽引電池的市場占有率不會超過4%；未來20~30年內，鉛酸蓄電池在電動交通工具上的使用依然無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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